冯克煦:话岁月沧桑 忆民建先贤
 
 
   

民建中央原副主席 冯克煦

我加入民建已经 62年了。半个多世纪寒来暑往,抹不掉那些鲜活的记忆;透过历史烟云,我仿佛又看到了民建先贤爱国奉献的忙碌身影。坚持爱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建代代相传的精神法宝,我坚信,会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结缘民建六十余载

我 1926年出生于四川省江安县,早年从成都光华大学肄业。1945年至 1949年,我当过重庆《国民公报》记者、编辑,文华通讯社记者,工商导报特约记者,《民主报》广告部主任。也许是因为当过新闻记者,我始终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也是我跟民建结缘、走上参政议政生涯的原因之一。

我是 1955年参加民建的,我的入会介绍人是胡子昂和徐柏图。其实,说起我和民建的渊源,那是由来已久了。我和民建最早的接触,远远早于 1955年。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就认识了施复亮,他当时是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是有名的经济学家,我经常向他讨教,又通过他认识了黄炎培、章乃器、孙起孟等一批优秀的民建创始人。在民建筹建期间,我曾协助施复亮先生做一些通讯工作,跟他们打交道很多,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的政治主张。施复亮、章乃器他们都坚定地认为,挽救中国首先要反对封建独裁、实行民主政治,不然什么都谈不上。他们赤诚的爱国热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1955年底,民建响应毛泽东“关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号召,很快在工商界掀起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不到两个月时间,以民建、工商联实业家为主体的工商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顺利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广大工商业者由一个剥削者变成了半个公家人,民建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建的一系列组织行动,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作出了积极贡献。我记得,当时私营工商业者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地“敲锣打鼓奔社会主义”。全国的工商业者主动把企业交出来,交给国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工商界的这种爱国热情让我很感动。

我正式投身民建事业后,开启了参政议政的政治生涯。加入民建之初,我兼任民建西南区办事处秘书,主任是胡子昂。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我追随和协助黄炎培、胡厥文、孙起孟等民建先贤工作,长时间、近距离地感受到他们身上深沉隽永的爱国热情、踌躇满志的报国情怀和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政治信念。

当好诤友 勇谏良策

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建作为中共的诤友,从建会伊始,一直忠实地履行参政党的职能,讲真话、进诤言。民建的主要创始人黄炎培鲜明的特点就是有胆量、讲真话、不怕得罪人,他真诚刚正的品格深深感动着我。

70年前,他曾在延安与毛泽东有一场精彩的“窑洞对”。1945年,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黄炎培的提问是提醒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毛泽东回答的关键词是民主。70年前的这段对话,体现了黄炎培的勇气和胆量,也表明了毛泽东对民主的态度,所以至今仍不时被提起。

正如毛泽东的许多党内外朋友一样,黄炎培支持毛泽东,但并非是所有都予以肯定的。在若干政策上,有些不乏是重大政策,一旦存在不同意见,黄炎培是有所保留的,有些是对毛泽东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黄炎培和毛泽东之间 的私人信件就有一百多封。有些意见他会在相关会议上提出,比如,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黄炎培去看了情况后,回来就在中央座谈会上表示,他拥护土改政策,但所谓的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肉体上消灭地主,而是要把地主改造成为新人。

他敢讲真话,敢提意见,既有反映工商界实际情况的,还有对党和国家一些政策方针措施的看法。1958年大跃进,我陪同黄炎培一起去参观了农业生产,之后黄炎培就跟我们聊。他说,农业生产可以发展,但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大炼钢铁年代,我陪同黄炎培坐火车出去视察,从火车上往外看,一路过去,农村都在热火朝天地炼钢铁。黄炎培说:“这个东西要讲科学,凭热情不行的,这样炼出来的钢铁能用吗?”我当时听了,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党内健在的老同志,包括20世纪50年代与黄炎培激烈争辩过的人,都曾夸赞过他的为人。胡耀邦、彭真、邓颖超、陈云先后给黄炎培题字,以纪念这位昔日的老友。1987年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在黄炎培纪念会上致辞,称黄炎培为中共的“诤友”。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如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十六字方针广为人知。在 1982年之前,还只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1982年,在“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举行第一次统战会议的前夕,胡厥文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在寄出这封信之前,民建中央还开了一个会,我就在场。大家一致认为,“文革”期间民主党派一些领导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始终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用肝胆相照来形容是最贴切不过的。胡耀邦同志在看了这封信后,在统战会议上表述中国共产党跟民主党派的合作方针时,将原八字方针,增加了“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八个字,变为沿用至今的十六字方针。

事实上,胡厥文等民建先贤,一直把中国共产党人视为最忠实、最亲密的朋友,用实际行动很好地诠释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含义。

1965年,“文革”前夕,黄炎培病故后,李烛尘任民建中央代理主席,胡厥文被调到北京来主持民建的日常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实现工作重心转移,支持民主党派恢复工作。当时胡厥文任民建临时领导小组召集人。为恢复民建的工作,他到各个地方深入调查研究,协助党和政府落实被“四人帮”破坏的原工商业者的政策。

为解决原工商业者的摘帽问题,1977至 1978年,我陪同胡厥文到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武汉等地方调研,后来在武汉召开了民建十八个省级负责人座谈会,了解“文革”期间停止办公后的现状,商讨如何恢复开展工作,以及如何解决工商界面临的困难问题。调查研究回来以后,民建向中共中央提出进一步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

1979年1月17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二十多天,刚刚恢复党内职务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就邀请五位原工商巨子—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 虞、周叔座谈,主要是对如何加快对外开放、推进经济发展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时,我负责在旁边做记录,有幸见证了这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时刻。记得那天的北京,还笼罩在瑞雪寒风中,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却已升腾起洋洋的暖意。我清楚地记得,大家在座谈中还提出了“工商界还没有摘掉帽子”的问题。他们说,现在工商界最大的思想负担就是帽子问题,企业已经交出来二十多年了,底薪也都取消了,原工商业者绝大多数人都是靠劳动工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还给他们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不利于调动广大工商业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不久,邓小平同志在五届二次政协会议开幕词中就宣布,民族工商业者的阶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他们绝大部分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实际上是为他们摘掉了资本家的帽子,打碎了身份枷锁。

摘掉了资本家的帽子,以五老为代表的工商业者仿佛重新焕发了第二春。在邓小平同志的鼓励下,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等一起创办了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荣毅仁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王光英创办了光大实业公司,充分发挥了他们和广大工商业者的才能,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们的带动下,北京、天津、湖南、吉林,包括湖北、四川陆陆续续好多省的民建会员都创办了很多实业公司,主要任务就是引进外资,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冯克煦(左)为胡厥文(右)祝寿

胡厥文曾多次说过,现在是工商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要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到南方去调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大批的设备闲置不用,有些进口的机器,连箱子都没有拆,放在工厂里面堆着,真是极大的浪费。对此他先后写了两三个报告,递交给中共中央负责人,提出要把这些闲置的机器用起来。胡厥文等民建人士还就改革开放的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放开市场,放开物价的控制,实行市场经济。这个建议,后来被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言行,对工商界同志起了很大的鼓舞和示范作用,博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人士的赞扬。

1981年,民建创造性地成立一个叫经济咨询和工商专业培训办公室的机构,具体负责推动全国开展上述工作,我被任命为这个办公室主任。当时,六千多名民建会员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在全国范围内帮助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改进生产技术,还帮助街道和知识青年创业,振兴实体经济,先后安置待业青年将近10万多人。在这过程中还逐步向老少边穷地区发展,帮助贫困地区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金融管理水平、培养技术职工。这些举措对当时恢复和振兴我国经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受到社会广泛的好评。习仲勋同志曾高度评价民建的工作“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民建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即使经历了“文革”十年的艰苦磨难,胡厥文也从未动摇过对中共的信心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民建成立40周年时,他把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依靠中共的领导、坚持自我教育概括为民建的三大优良传统,成为推动民建事业不断发展的思想保证。

1987年底,为进一步推进民建中央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胡厥文坚决辞去主席职务,并积极推荐新人,在民建内外产生了积极的政治影响。

“党派今何似?长松附茑萝。百年生死共,痛痒共搔摩”。胡厥文写的这首《长期共存》五言绝句,短短20字,爱党之情、赤子之心跃然纸上,真切表达了胡厥文等民建人与中共肝胆相照的诚挚感情。

承前启后  砥砺前行

孙起孟在担任民建中央主席期间,我有幸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他曾经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民建最重要的优良传统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什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它来源于爱国主义。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靠谁?只能够靠共产党,跟共产党走。这是他根据自己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和体会,自然而然总结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

孙起孟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民族和多党合作事业。他曾说,要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特点就在于这个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是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亲密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点则在于这个政党制度有利于维护、巩固和发展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增强我们国家处理应变复杂形势和局面的巨大合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早在1989年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在孙起孟主持下,民建首次以党派名义作了题为《在坚持的前提下逐步完善、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大会发言,强调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多党合作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二者密不可分的联系。1993年,民建提出将多党合作制度纳入宪法的建议,集中体现了孙起孟对多党合作制度的深刻思索和深切体会。民建的建议,最终得到中共中央的采纳。当年 3月 18日,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正式通过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的这一修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前排左起:冯克煦(左二)和孙起孟(左三)

孙起孟还在担任民建中央主席的时候就提出,民主党派要继承和发展下去,必须要实行领导年轻化,不能搞终身制,而要搞政治交接。他提出,新老交替是自然规律,只有新陈代谢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才会看到前景。民建领导集体以前没有退休的规定,主席、副主席和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任期没有限制,这不符合民建自身发展的规律。为此,孙起孟下定决心,从民建的中央组织开始改革终身制。那个时候我担任民建中央秘书长,受他的委托,我起草了一个关于实行新老交替机制的意见,供主席会议讨论。在这个意见中,孙起孟创造性地提出培养新人可以采取先进后出的办法,就是先引进来,成熟一个引进一个,其他人有合适时机再退,实行民建中央领导离退休的滚动交替机制。在当时的环境下,推动这项改革制度阻力还是非常大的。孙起孟身体力行,1996年12月,为推进民建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他主动辞去主席职务,赢得了全体民建会员的尊敬和爱戴。

2010年3月2日,孙起孟悄然熄灭了点燃百年的生命之火,与世长辞。我专门写了篇文章怀念他,文章中写道,“他对温暖工程寄予希望的八个字‘灯亮一盏、光洒成片’,我觉得正是他一生最恰如其分的写照”。

成思危和陈昌智先后担任民建中央主席之后,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民建的光荣传统,坚持把中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民建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民建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

岁月流逝,黄炎培、胡厥文、孙起孟、成思危等民建历届领导人和广大会员在长期坚持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回顾走过的这七十多年道路,民建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从建会到现在,始终不渝地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这是民建的光荣传统,是民建的根本原则,也是民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能够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挥特殊作用的根本保证,应当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所以,我希望,民建必须不忘爱国、民主之初心,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在会里开展好爱国主义教育和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教育。

如今,我虽年逾九旬,但仍坚持每天听收音机、听工作人员读报,了解关心国家大事。我的最大心愿就是希望民建爱国爱党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民建的事业蒸蒸日上,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本文为《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一书特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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